央廣網北京12月22日消息(記者李慧敏) “康美案”一審判決5位獨董承擔近4億元、堪稱“天價”賠償責任之后,輿論嘩然。資本市場隨即開啟了一場關乎“獨董”的大討論。

經過一個多月的輿論激蕩,本已聲浪回落,但近日美盛文化(002699.SZ)獨立董事的表態令話題再度掀熱。三位獨董在回復交易所問詢時言之鑿鑿,堅稱“六項投資均屬于公司刻意違規操作”,被外界評價“求生欲滿滿”。

至此,獨董們的心理狀態已是第三度發生變化。開始是緊張焦慮、自我辯解;然后是媒體報道諸多獨董無法承壓出現了所謂的“離職潮”;而今,美盛文化的三位獨董的“凜然”之舉,似乎又呈現了獨董們心態的另一個走向——積極尋求風險規避和謀求自保。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討論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獨董“不獨”、“不懂”、“花瓶”等老生常談的行業表象,而是開始大面積觸及如何“治本”、獨董制度、股權結構治理等深層次問題。

為此,央廣網記者獨家專訪了經濟學家、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董委副主任劉紀鵬。而劉本人,也同時兼任幾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他因在風口浪尖的“辭職”動作被輿論波及,后公開聲明“不會當逃兵”才將輿論平息。

經濟學家、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董委副主任劉紀鵬

獨董大討論:從“治本”的角度進行制度反思

央廣網: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獨立董事”并不是一個特別大的群體,但“康美案”的一審判決卻引發了各界對于這一群體的高頻、持續、深入的關注,原因何在?

劉紀鵬:中國資本市場到底有多少獨立董事,目前沒有一個精確的數據統計。中國4600余家上市公司,每家以3名獨董來簡單計算,約有1.3萬人。但是因為很多都是一人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獨董,比如我,目前就是3家上市公司的獨董。所以,我個人綜合估算中國全市場獨董約七八千人。

中國獨立董事制度自2001年建立,至今正好20年,類似這次“觸及靈魂”的大面積的討論此前還沒有過。實際上,一項事關4600多家上市公司、七八千名獨立董事的制度建立20年,在發展實踐中存在哪些問題?是否與市場發展相匹配?有哪些改善空間?這些問題早就應該得到強度更高的關注和重視。

而由“天價”判決引發的這個大討論,客觀上也反映出各界開始反思中國獨立董事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

央廣網:我們注意到,一個多月以來,這場關乎“獨立董事”的大討論中,接續出現的三種現象可能反映出了獨董們的心理變化,其一,整個行業緊張焦慮、自我辯解、盡力為規避責任爭取空間;其二,所謂的“離職潮”、“漲薪潮”和“保險潮”一一被媒體披露;其三,美盛文化的三位獨董的“凜然”之舉,似乎又呈現了獨立董事們心態的另一個走向——風險規避和謀求自保。對上述變化,你怎么看?

劉紀鵬:應該說獨董們的各種復雜情緒是交織在一起的!疤靸r”判決一出,必然會引發行業焦慮。接下來有人撐不住可能動了辭職的念頭,當然也是少數,如媒體所渲染的出現了所謂“辭職潮”應該還不至于,三四十人的離職和七八千人的穩定來比,顯然不具有代表性。

至于說到美盛文化三位獨董的舉動,應該代表了一種相對普遍的心態,就是警鐘已經敲響,要趕快清除地雷消除隱患,甚至可能當事人更清楚公司內情,深深感到存在的風險,所以主動出來劃清界限。從愛護市場的角度出發,積極主動規避風險,可以說是正確的選擇。

央廣網:那么,在“康美案”引發的滔天口水當中,有沒有一條主線?或者說根本上的聚焦點在哪里?

劉紀鵬:看待這次大討論,必須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

有人說,中國獨立董事既“不獨”也“不懂”、“看門人”起不到“看門”的作用,這些現象我們早已經看到了,這是個表象,而關于“花瓶”的警示,早在中國獨董制度建立之前我就已經提出過。中國證監會從2001年開始建立了獨立董事制度,那時我已經在海外做了5年的獨董。彼時證監會與國家會計學院一起舉辦的獨董培訓班,我是授課老師,授課主題開始時就是《獨董怎么樣才能避免做“花瓶”》,后來有記者把標題改為《獨董要不做“花瓶”做“鋼瓶”》。

與此同時,“康美案”暴露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緊迫性,暴露了中國資本市場長期低迷、投資者不滿意、沒有財富效應的本質問題,這些就是公司治理當中的獨立董事制度在理論設計上、在政策規范上、在實踐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我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明確說過,被重罰的康美5位獨董是制度的犧牲品!翱撮T人”不起作用的問題癥結不是個人原因,我們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要從制度上反思其基因的缺陷,而不是以“能力差”一言以蔽之。

獨董溯源:在西方獨董作用是“看住保姆”

央廣網:我們知道,獨立董事制度源自西方,起初對于獨立董事是怎樣的要求?

劉紀鵬:獨董制度是從上世紀70年代率先從英美法系的國家推廣起來的。

獨立董事就要求第一它是獨立的,所謂“獨立”,就是說獨董不受雇于某一個股東,也不在公司里擔任具體的執行職務,就是管監督。反過來可以說是代表全體股東來監督執行者,就是公司內部的兩權分立。

由于西方的上市公司普遍沒有“一股獨大”的大股東,美國上市公司100強里邊,最大的股份可能就是比爾蓋茨,當年持有14%左右,貝索斯離婚后所持比例也大約13%,扎克伯格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相較于大部分3—5%的持股比例,已經算是比較特殊了。實際在其他的公司的大股東最多也就是30%,甚至都是機構投資者,包括基金、保險等等。

所以在西方股東高度分散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就成了“保姆當家”。所謂的“保姆”,就是公司聘請的沒有股份的職業經理人,可是由于這個家太大,而且主人分散多元且流動,經常還不回家,所以就會出現“保姆當家”的現象。

正因如此,獨立董事產生的制度基礎開始出現,就是需要再請一批有聲望的人來看住“保姆”。其使命就是制約“保姆”,防止內部人控制,保護全體股東利益。

這些獨立董事并不需要太多的專業技能,文化名人、體育明星、曾經的政治家都可以做獨董,對他們的制約靠的是信譽。

引入中國:“一股獨大”之下獨董成“花瓶”

央廣網:獨董制度引入中國,情況有了哪些變化?為什么說其基因里就存在缺陷?

劉紀鵬:但是到了中國要引入這個制度,就發生了一個國情的變化。中國4600余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一股獨大”的現象。簡單說,這個缺陷就是!耙还瑟毚蟆弊罱K必然走向“一股獨霸”。

目前,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1060家,其余約70%的上市公司均為民營企業,在治理結構上有強烈的中國特色,夫妻、兄弟、父子關系導致持股占40%以上的非常普遍。而在其上市的時候,也沒有對這些民企的第一大股東和一致行動人的持股比例作出限制。

央廣網:眾所周知,國有控股的企業都是“一股獨大”,公司治理上也沒發現特別大的問題。如果專門對民營企業在持股比例方面進行限制,會不會破壞整體制度的規范基礎?

劉紀鵬:實際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一股獨大”有本質不同。

國有企業雖然也是“一股獨大”,但是其經營者和企業家并沒有利益驅使下的減持沖動,在公司治理上也不會冒風險做出格的事情。

相當大比例的民營企業大股東鐘愛減持,賺的錢沒有放到上市公司的做強、做優、做大,而是在股價起來以后,通過轉讓的股份實現個人財富增長,股市上賺來的錢很多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一股獨大”最終一定是“一股獨霸”。而且,我們的獨立董事還是董事會聘請的,董事會誰說了算?是大股東。

如果說歐美國家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制約“保姆”,保護分散多元的出資人,那么在中國,“一股獨大”的大股東往往親自主持經營,獨立董事的理論使命因此也就演變成為去制約大股東來保護高價入市中小股東了。

但是,獨立董事又是大股東控制的董事會聘請的,因此,讓獨立董事去制約聘請他的人,如何制約得了?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么說“5位獨立董事是制度的犧牲品”的原因,這也是中國獨立董事淪為“花瓶”的根源。

央廣網:如果說獨立董事淪為“花瓶”根源在于“一股獨大”,該如何改變這種現狀?

劉紀鵬:由于獨立董事成了“花瓶”,在治理結構中起不了制衡的作用,所以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就上不去。治理結構上不去的核心是沒人能夠制約到“一股獨大”的大股東。

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中,資本市場是貧富差距最為懸殊的一個市場。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財富分配不合理和治理結構不合理,背后的原因都是股權結構的不合理。要讓中國股市“熊轉!钡年P鍵,就是要從一級市場的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入手進行根本的解決。

比如限制第一大股東,比如申請上市的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必須限制到30%以內。在這個比例之下,擁有其余70%股份的股東和獨立董事都能發揮制衡作用。而且,大股東如果減持就可能失掉控制權,其心思就會更多放到公司經營上而不是放在減持上,這樣就會達成多贏:你的市值能滿足你的財富欲望,你的治理結構良好可以滿足你的個人收益和形象塑造需求。這個點一抓住,股市就能盡快迎來春天。

獨董公會:獨立董事盡職履責的強支撐

央廣網:那么獨立董事該如何產生,才能促進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呈現良性發展?

劉紀鵬:如果大股東持股比例到了30%以下,董事會就不會再被“一股獨大”的大股東控制,獨立董事便可通過董事會全體成員投票產生。

那么推薦的候選人從哪來?這就說到獨立董事必須要有個“家”,由這個“家”來推薦,這個“家”可以稱為“中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公會”。

這個“家”非常重要,要具有法律地位,建議隸屬于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管理,這樣即可有效地銜接現有體制。之所以叫“公會”,一方面,因為它必須是獨立的法人,發揮行業協會作用、制定行業標準、確定薪酬標準、獨董候選人推薦、職業培訓等,這些可能要最大限度地交給公會。另一方面,公會又有保護的作用,這樣獨立董事在與大股東抗衡的時候有人撐腰。

同時,公會要建立一個龐大的人才庫,所有關于獨董的數據都收納其中,上市公司在若干個候選人里遴選屬意的獨立董事。公會還要制定分類標準,把獨立董事進行分檔,根據執業情況進行升格降格管理。公司治理結構系數高獨董執業質量高,就調升反之下降。

央廣網:在此背景下,未來的獨立董事,將成為怎樣的一個群體?

劉紀鵬:理想狀態下,中國獨立董事要成為一個“三有”行業。

首先,獨董要“有權”。有了“家”的撐腰,當獨董堅持盡職履責之時,就不再懼怕大股東的威脅和脅迫。

其次,獨董要“有錢”。中國獨董現在津貼標準很低,與所承擔的風險就不相匹配,所以要適當提高薪酬標準。工資標準是公會確定,由上市公司支付。

第三,獨董要“有閑”。希望未來的獨立董事能成為像會計師、律師一樣的專職職業。這就要求獨立董事要有能力,要具備財會、法律、管理、金融、宏觀、微觀等等諸多知識儲備,成為社會地位最高、薪酬最高、誰都珍惜的職員。

編輯: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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